第294章 科举制度的发展（3/4）

“公荐”，对整个考试过程中严加控制。

考官在考试前全部进入贡院（专门的考试场地），考试期间不得外出或会见亲友。

考官的亲属如果参加考试另行组织，叫“别头试”。

为防止考生作弊，进考场之前还要进行搜身。

为防止考官在判卷环节徇私情，考卷要“糊名”，密封考生信息；还要誉录，考卷密封编号之后发送誉录院，由书手在官员监督下抄写副本，将副本送考官评定，防止以字识人。

试卷经三级核定成绩后方可拆封、公布。

殿试也要经过初试、复试、详定三级评定。

考试程序的严密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使科举制的功能不仅限于选拔官吏，而是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

这样一来，宋代科举制大大提高了官员队伍的文化素质。

因此宋代有一大批学者型官员，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洵、苏轼、沈括、黄庭坚、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他们在政坛上有过重要影响，行政能力颇为不凡。

而且学术上也有成就，着作流传至今；诗文亦属一流，书法各有千秋。

宋代有一大批学者型的官员，在宋代各个领域有建树的人物，多半都有当官的履历。

无论是精英还是整体，宋代官员的学术水平和文化素质既高于汉唐又超过明清。

还有就是科举制造就了一支多达数百万人的读书人阶层。

这是因为宋代科举制唯才学不论门第，而且获得功名后可直接出仕任官（前文说了，唐代有了科举出身还要经过吏部选拔才能任官）。

这就为平民跻身社会上层真正的打开了通道。

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除了新生，往年的落榜生还可以多次重考，而官员的位置则不能无限扩大，因此录取人数相对稳定，那么就有相当一批落榜生进入社会。

这些文化人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在乡村开馆做启蒙教育，成为社会活动的组织者、文化的普及者。

他们更贴近民众，对民众的思想和观念产生影响。

包括宋代科举对教育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朝实行科举制，唐前期官学教育得到发展，唐后期私人讲学逐渐形成气候。

宋代在科举制的刺激和鼓励下，公学和私学同时兴盛。

北宋时，范仲淹、王安石两次改革大兴教育，宋徽宗时蔡京也推动过教育改革。

宋朝前后三次大力办学，建学数量超过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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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中央官学之外，有州学234所，县学516所，私塾、乡学、义学类的启蒙学馆不计其数。

1104年，宋朝学生人数多达20余万，一次科举报名人数经常达到三四十万。

宋仁宗时期13榜状元，有12人出身平民。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才真正成为现实，读书真能的改变命运。

欧阳修、王安石都是贫寒子弟，得中进士后开始截然不同的人生。

宋代的私人书院多数属于私办官助，是官私结合的教育体制。

有些私人书院的影响胜过官办学校，据说白鹿书院学生总数有1万人，但不是因为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成功率。

书院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品德高尚的人才，也没有严格的课程和考试，以自学、听讲、讨论为学习方式，管理人员很少。

宋代科举制与宽松的政治环境造就了新型的士人阶层，他们关心国事、传播文化、普及教育、教化民众，活跃在社会各个方面，使宋代社会生活和文化事业异彩纷呈。

也正是因此，宋朝又是中华文明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