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法律意识（2/2）

原因在于，有的人就算在三年免征期限结束之后，也依然有办法不交税。闯军征税，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胥吏，但即便闯军提高了胥吏的待遇，也终究不能把胥吏彻底变成国家公职人员。起初，闯军刚刚接收地方官府，因为不征税，又有新政权建立时扫清许多积弊的优势，再加上军中的人员作为补充，胥吏数量不需要太多，但随着政权稳定，事务增多，尤其是开始征税，就不得不增加衙门的人手了。

要保证闯军的什一税征得上来，一个县衙门的胥吏怎么也得二三百人，有的大县哪怕有上千胥吏都正常，府里、省里、中枢也需要大量的胥吏，如果全都按每人每月五块钱的标准供养，闯军的财政也不用干别的了，光养胥吏了，因此还是有大量的胥吏只有每天一升米的口粮。

既然如此，那他们的灰色收入当然也就不可能禁得了。税吏的收入当然从税中来，原本他们只负责从官佃户手中收租，日子过得很紧巴，现在要开始收税了，自然准备好好生发一笔。

这个年代的老百姓能够很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可是让这些连字都不认识的人搞清楚税率，哪怕闯军已经尽可能地简化税收项目了，还是非常困难。因为没有数学知识，很多人甚至无法搞清自己到底有多少土地，他们当然知道哪块土地是自己的，可这些土地究竟面积多大，亩产多少，实在是很难弄清，这就给了税吏很多上下其手的机会。

要仅仅是揩油，这倒不算什么，反正古往今来一直是这样的，闯军的税吏搂得还能少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闯军对于土地的实际耕种权是按照纳税交租来定的，如果不纳税，不交租，打官司的时候要争佃种权可就不容易了。

在之前三年中，有的官佃户靠着贿赂税吏，能够少交甚至不交租，自以为占了便宜。结果三年一过，有人拿着这三年的交租凭证来了，这块地这三年的租是我交的，那这块地的租佃权应该是我的啊。他们才是真正和税吏一伙的，其实之前的租子也不一定是他们交的，指不定转嫁到了谁头上，如果县衙门真把土地的所有权判给这些人，接下来他们则可以凭借和税吏的关系，照样可以不交租不交税。

而且，能搞出这种事的，也不可能只和胥吏有关系，背后究竟是谁还很难说。

那些在这三年中实际种田的官佃户，吃了个哑巴亏，他们没有交租凭证，就算去告状，说他们是因为贿赂了税吏才把租佃权丢了，官府也只能骂他们活该。

但是让这些人吃完哑巴亏之后就直接认栽，那也是白日做梦。他们直接采用了传统办法——械斗。

能占田的人，自然在官府是有门路的，于是卫戍部队和衙役就出动了，不得不说，他们比郑芝莞更有“法律意识”，一场械斗打下来，对方只死了三个人，还都是抬回家之后才死的。

官府干这个事，本来不算什么，镇压老百姓，不就是官府的本职工作吗。可现在，闯军毕竟还是“奉天倡义营”，这事就得说道说道了。

要是论法律法规，“着佃交粮”是中枢的既定政策，租佃权和交租凭证绑定，完全符合闯营制定的法规，原来的官佃户先是通过贿赂胥吏少交租，又用械斗来抢土地，是标准的不合法。然而，大家都是当过农民的，对这些套路清楚得很，税吏向你索贿，就算索贿之后不能减租，你敢不给吗？地要被人收走，能不械斗吗？换成当年的李自成，难道碰上这种事能不叫上李家站的老少爷们去打群架吗？

泉州郑芝莞收租案、汀州租佃权案，两次械斗赶在了一起，问题变得复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