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兰姨的故事（2/3）

动，我就这样讲话。那孩子一天天变得很粘人，我想他是喜欢我了。但怎么好意思说破呢？即便他读过《红楼梦》也不好意思自己套用的。有时我怀疑我是故意的，为一段苍凛的生活抹一点绯红的调剂，仗着他不敢说破为所欲为。这时候我会想起父亲，莫名其妙，不，没什么莫名的。我甚至觉得我在体验他。那时我根本分不清我有没有“恨”着爸爸。

那年乡下的冬天白森森，弟弟殷切地教我放鞭炮与烟花，炮竹爆裂的声响尤为刺耳，响完了，便完了，安静的空气像是抵赖着事情曾经发生过，火药味儿让视野显得更加浑浊。只有一天，临走的前一天——“春春，你妈妈把事情都办好了，明天你就回家吧。”——阳光充沛如甘露。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小老师的角色，对弟弟宣布“今天放假”，明天临走我还会告诉他，“要把每一步演算过程记下来，你其实挺聪明的。”然后拍拍他的肩膀，送他一个可供记忆的笑容或眼神。

我回到拾掇出作为客房的屋中，掩上门，转身，太阳从落地窗漾入，映成地上的金色棋盘（我默诵帕斯捷尔那克的短诗）。我看着远处广袤的平房屋顶，觉得回到了最初、最初的家里。乡下的午后真安静啊，一声汽笛也没有。同样安静的是熟习书页翻动的窸窣的我，除了“中学生读本”，姨母家里一册图书也找不见，奢侈的日光无处承接，我对着明亮的窗户以身体淋沐。它们成片成片地随着风拨撩我的皮肤，像水那样在蒸发，我向远方倾注视线，天际线下排着一影影绰绰的白杨，有白杨就有鸟巢，即便那已经远得像近视配镜时验光师要求看的远处的红顶小屋图案，黑色的小点根本说不出是鸟巢还是树瘤——我从一百四十三开始数。

那天下午我执拗地计算鸟巢的数量，想必是用眼过度，夜里双目酸痛，合上眼皮是刺痛的点点金斑，我翻来覆去，想入非非。抚养权归母亲，市一中的预录取名单马上也要公布。弟弟的鼾声轻微地起伏着，像海浪一样拍打着四壁，男人、乃至男孩子都打鼾吗？只有爸爸不吧。我想起在姥姥家的那个寒假，生活和生活之间也许没有进化，“太阳底下无新事”……啊……太阳，眼睛还是疼。这几个星期，除去首尾，我的睡眠安稳得像个意外，与我有关而我无力改变的事情即将解决，我可以选择自己逗留的方式。这就像爸爸和我玩的挑选公交车站的游戏，其实，早晚不也能等到吗？他很久没带我去图书馆了。

弟弟的鼾声之外出现了另一个声道，我从未在这个钟点还清醒着。

“总算要走了，”兰姨的声音。

我的肌肉猛地一阵酸涩的紧绷。

“说来也可怜，其实很懂事啊，看凯凯跟着学得挺带劲哩。”

“凯凯春春都是姊妹一个，你说说……”声音变成嚅嚅低喃。

姨夫的声音异样清晰——“是啊，高高瘦瘦的！你忘了我也见过的，当时还特别迷那个什么，抓蝴蝶！夜郎虎子、臭大姐叫他见着了都逮起来！”

我咬住舌头，空气变得又冷又闷。

“你小点儿声儿……”，姨妈低声嘟哝了一阵，自己也禁不住高了点嗓门，“赔上房子赔上嫁妆，你说说，倒插门按咱说就该夹起尾巴老实做人啊，他倒好！”

我脑海中流窜着那个果核一样坚硬的句子，它曾一遍又一遍在我的日记本上质疑着。“为什么要娶她回家”。我觉得喘不上气，但是无法起身。耳朵是我全身上下唯一能动弹的器官。

“春春还小那会儿，他待她还不孬的，我看没什么大毛病，是他自己管不住……”姨夫仿佛在借由谴责许诺着什么。

“她是太苦了……”叹了口气，“洲乔没的那会儿多惨啊，熬都熬过来了，现在又……”

“当时不就是他俩认识那会儿吗？”

“哎是，”停了一阵，“当时你老陪我去看咱姐姐来着，吭？”